快讯：常熟农商行：2023年全年息差水平有望基本保持稳定
这份调查的结果对于我们理解新移民第二代的成长状态，有很大参考性。
如果当时温先生依老人家说的，开始缓慢煞掣，今天不会有楼市过热的言论。二者要分点说，先谈劳动工资吧。
除了人类的牛群直觉使然经济学无从解释市场偶尔出现的发神经。二○○二年在中共中央党校讲话，再提出我反对的理由。这两位的学问今天一些后起之秀连皮毛也摸不着。物业税有其可取之处，但以之打压楼价是劣着美国的债权国，特别是中国，有什么有效办法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呢?萨默斯曾经说过，东亚和美国之间存在着所谓的金融恐怖平衡。
我们的世界工厂和外向型经济的最大收获，大约就算外贸出口所赚取的外汇盈余了。通过贬值和违约，美国则可以轻松地摆脱它的外债。一间机构有些油水可以侵夺，集体协商或罢工才会获得甜头。
如此一来，学问的争取不会得到应得的酬报，而任何大学推出强迫性的集体工资协商，整间大学急走下坡在所必然。目前珠三角出现「民工荒」现象，厂家叫救命之声四起。简单地说几句，当一个行业或机构有可观的租值存在时，不会容易地因为工资的提升或产品的价格下降而立刻关门倒闭。这后者发展不一定是坏事：我早就发表了《月是故乡明》，推断了中国第三阶段的工业发展是回到乡镇去。
角度二：从工人的角度看，本田在中国设厂而赢得可观的租值，他们的贡献不可抹杀，这租值他们多多少少总应该分得一点。这推断是远在新劳动法之前写下的。
我曾经发表「蚕食理论」，指出罢工是要在一个行业或一家机构有可观的租值存在的情况之下，工人才可以利用罢工而获得甜头的。这是因为集体协商在分门别类的运作下会倍见功效。但我是个客观的经济分析专家，天下无敌久矣（一笑），一士谔谔，是个没有工会收容的孤魂，可从几个不同的角度说一下。君不见，欧洲不是因为工会林立，福利僵化，誓不瓦全，而走上穷途末路吗？举国罢工不是集体协商的结果吗？ 进入 张五常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。
二等的有集体协商，但不是强迫性。工资集体协商与罢工行为所带来的租值蚕食是区区在下发明的理论，其准确性我敢赌身家。更严重的祸害，是工资集体协商会远为容易地导致集体罢工的出现。工资集体协商会削弱个别成员力争上游的意向，对工业发展无疑是一种祸害。
可惜的是，胡先生的正确观点——在工业发展上，我翻为走增加租值的路向——与工资的集体协商及鼓励着的罢工行为是互相矛盾的。该报道说：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好处尽人皆知。
这跟今天内地的建筑工人一般可掌握几门工艺很不相同。这就是胡锦涛先生提出的「科学发展观」的其中一个要点：中国要向新型工业化的道路走。
工资集体协商会导致专业工会的发展，tradeunion是也。如果有教师公会强迫参与，较有成就的教授会另谋高就，转到其他大学任职。工作不能过界的严格规定不仅容易产生纠纷，不仅使成本急速提升，还有的是，只要一门工艺罢工整体会受到严重损害。记得三十多年前在美国任教职时，有些大学推出工资集体协商制。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今天的成就，主要是靠先天智慧了不起的炎黄子孙的思维与方法，无师自通也。目前内地工人的工资上升，每年远不止百分之六。
没有疑问，本田是有租值可以蚕食的。这里说的租值是马歇尔提出的quasirent，是经济学中一个比较难以掌握的理念
但问题是半政府、半市场的结构已经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。从公民社会发展看，这是一个健康正常的现象，因为公民社会的发展就是要有多元化的利益集团，而不能像过去铁板一块，全国一盘棋。
其实，我们应该实事求是，面对现实，应该假设政府就是要在市场经济中寻找自己的公权力。我们现在就应该假设政府确实在经济当中有利益，并将此摆到桌面上来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。
等待危机倒逼政府进行改革，这种思路不太对。第四，民营企业发展受到了强大的国有经济的阻碍。过去都是全国一盘棋，对中央保持一致，但现在由于利益不同，再保持一致不可能了。另外，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可以缩小国有经济的规模，我们曾经做过抓大放小，但现在的难点是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放手。
其实，管制说白了就是先造租，造完了以后再来寻，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。在现有法律框架下，我认为还是有改革空间的，比如说放松和解除政府对要素市场的管制。
由于各种各样的管制，再加上政府对资源配置非常强的影响力，要素市场极度扭曲，价格信号也是扭曲的。目前这种半市场、半政府管制、半干预的模式对政府的利益集团来说是自由格局。
比如，学术界自己造出一个公益性概念，而政府机构也都打着公益性的名号行事。利益集团形成了，众多的利益集团之间进行利益博弈，而社会又没有一个公平的博弈平台，这是不正常的。
近期，中国不会出现像日本那样泡沫破灭后的整个国家经济20年萧条，但一些中小危机还是会给我们的改革形成局部压力。不能采取鸵鸟政策，假装没看见。学术界很糟糕，非但没有研究市场与政府边界到底划在什么地方，反而把边界搞得愈加的混乱不堪。中国不一定即刻发生像日本泡沫大破灭的事情。
问题是怎么转化？这个题目谈了几十年，原因就在于我们现有体制成为阻力和障碍，如果不做改变，发展模式转换不了。这种阻碍也许不会出现全面的大危机，但小危机会不断出现。
过去我们也做过，如放松市场管制，取消各种各样的审批制度等，只有取消不必要的审批制度，解除政府的各种要素市场管制，市场才能正常发展，而要素市场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土地市场。凯恩斯主义对中国极其有害，不仅在宏观经济条件上非常有害，而且对中国经济的转型也是非常大的障碍。
第二，要批判凯恩斯主义。中国的发展模式确实到了迫切需要变革的地步，但在实践中，往往需要遭遇较大危机，才能终止传统发展模式，否则，我们还会依照原有惯性继续走下去。
